090512批判吴敬琏的中国前途论（更新）
090512批判吴敬琏的中国前途论（更新）（江西李建军090512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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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2009-05-05网易转发的吴敬琏有关中国前途的言论后，我的感觉是：这个谬论，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继《08宪Z》后，又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其流毒之深不可小视。
《08宪Z》是公开宣示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要走邪路，而吴敬琏的中国前途论是要堵绝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的正道。所有的反对派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全面垄断世界、剥削劳动人民。
虽然，吴敬琏整篇文章似乎好话说尽，但他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私有、剥削、垄断、吃人等字样仍然血淋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现以网易转发的吴敬琏的文章为原文，对其关于中国前途的谬论批判如下。黑色楷体字是其言论原文，兰色字是我的批评语。
吴敬琏： 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
2009-05-05 08:26:23
来源: 北京日报 跟贴 400 条
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江西李建军：中国确实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选择。一是继续按照剥削的梦想继续向右转，全面复辟人剥削人、人吃人、国侵略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二是回归人间正道，创建公有公正公平公开竞争、底层劳动人民和市场当裁判的奥林匹克社会主义。除此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江西李建军：请问吴先生：你所谓的“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私有剥削的市场经济，还是公有公正的市场经济？从你一惯不提公有经济的思想履历来分析，你首选的道路决不是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全面复辟私有剥削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可惜，这条猫学老虎的道路，最终不可能让“穷国猫”学成“美国虎”，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世界也不可能都能变成资本帝国主义，按照走资派指引的路，只能让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最多地成为走狗式的二三流的资本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压迫中国的劳动人民，对外投降卖国、买办汉奸、成为镇压中国和世界劳动人民的帮凶）
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江西李建军：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旧中国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私有剥削经济份额现已达70%，新生剥削阶级要实现全面垄断中国经济的目的，就企图乘胜追击，一举吞食中国所剩不多的公有经济。可是，这些剩余的公有经济体，仍然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吴敬琏为配合剥削阶级的阴谋，就借助劳动人民对一些公有经济体被权贵把持的不满，整体上妖魔化公有经济，把所有的、所剩不多的公有经济，扣上权贵资本主义的帽子，以便剥削阶级继续化公为私，全面私有化。事实上，虽然有一些公有经济体被权贵把持，如一些国有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中的中共高管拿天价高薪、搞官官相护、公款腐败等，但多数公有经济体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如华西村、南街村等万余个公有为主体的亿元村，如海尔集团等一批新生的有旺盛活力的公有经济体等。
吴先生把所剩不多的公有企业扣上权贵资本主义的帽子，目的就是要利用劳动阶级对公有企业中共高管高薪和腐败的不满，以深化公有企业改革为名，将公有企业和公有土地全面私有化。
可以预见，境内外剥削阶级将继续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为名，贱卖公有银行，让洋人在渗股、控股国有银行中获取暴利，然后，洋人股东投桃报李，支持公企高管拿高薪；以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宅基地资本化为名，推行公有土地资本化、私有化。
另外，新生资产阶级指控公有企业可能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吞食在私有化过程中的前盟友----与他们一道窃取公有企业财富而暴富的中共官僚资本家，当公有企业和暴富官僚资本家的财富全部集中于新生资产阶级之手时，中国的经济就完全被新生资产阶级垄断了）
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江西李建军：吴敬琏前面指出的二个前途，一个是非权贵的资本主义，一个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是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在锁定资本主义前途之后，吴把符合广大劳动阶级利益的、以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路污蔑成“极端势力”要走的“极左”“歧路”。这是在打击了前盟友-----权贵资本主义之后，妖魔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堵绝中国人民回归符合劳动大众利益的公有公正为理想的社会主义这一人间正道。
可是，实践是检验谎言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教育人民的最好教科书。三十年中国走资派搞私有化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剥削阶级犯下的血淋淋的罪恶，已经让中国走资派的骗术彻底失去效果。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人间唯一的正道是：创建公有、公正、公平、公开竞争、底层劳动人民和市场当裁判的奥林匹克社会主义。谁反对劳动人民创建四公竞争、人民裁判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谁推销万恶的私有剥削垄断制、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压个粉碎）
作者：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江西李建军：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的落脚点是关于为什么人、为什么阶级服务的一系列理论、主张、政策、措施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为劳动大众服务的。所以，只要世界有阶级，讲政治就不会过时）
下面略举几例：
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个：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江西李建军：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附焉，随着公有企业的资产被新生的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和贪官污吏官僚资本家狼狈为奸、窃取一空，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当然就土崩瓦解。堂堂精英大员，竟不顾事实，倒打一耙，栽赃到所谓的旧体制中既得利益机构和个人身上，可谓别有用心）
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做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包括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参加工作多年、现仍在职的‘中人’）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做了亏心事，就要他的代理人出来为他们开脱罪责。窃贼和资本家窃取了公有企业的财富，让数以亿计的下岗职工和老职工的基本权益丧失。谁造的孽非常明显，谁犯下了大罪行，路人皆知。可是，这位精英先生却先是污蔑其原因是所谓的“旧体制中既得利益机构和个人阻挠和反对”，这里又把矛盾焦点和责任转嫁到国家身上，要政府帮剥削阶级的犯下的罪恶擦屁股，这不是剥削阶级走狗言论是什么？难怪劳动人民称这位先生为右酋）
其二是我们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有两种方案各自代表着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结果，全国只有一个最穷的省即贵州省，用了后一种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种方案。所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住房改革，实际效果很不好。
（江西李建军：事实是中国新生剥削阶级与贪官污吏相勾结，低价霸占公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把房价推高到离奇的地步，少数高收入行业和资本家一户可以购买几套、十几套房子，而穷人倾其所有才能买下原来的福利分房，剥削阶级和贪官污吏在房地产私有化进程中挣了个金银满盆，劳动人民被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剥削阶级见广大劳动人民对他们很不满了，就让知识“精英”就出来转移矛盾。这位吴先生貌似公允地在为穷人说话，实际上，他是在为新生资产阶级和贪官污吏当说客，是在转移劳动人民的指责、是在开脱走资派、窃贼资本家和剥削阶级的罪责，是企图把劳动人民承受新三座大山压迫的责任枉顾事实地推到人民政府的身上，真可谓一举多得、毒辣阴险）
其三是农地制度改革问题。
我国历来有把土地产权制度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开的做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应当将土地使用权永久性地交还给农民。（江西李建军：是共产党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应该把土地永久地交还农民吗？堂堂精英还不知道中国的公有土地是怎么来的吗？中国的土地，原来是旧中国地主的,是旧中国资本家的,是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霸占去的，如被列强侵占去的无数土地、如门口挂了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法兰西帝国主义租界内的土地、如香港、澳门的土地等。
后来出了一个马克思，他告诉穷国与穷人：无产阶级必须从剥削阶级、从帝国主义那里夺回属于穷人自己的财产。于是，中国穷人的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穷人闹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的军队和国家机器，推翻了三座大山，从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手中夺回了属于人民的土地。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将农村的耕地、水面、山林等土地收归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它土地、矿产由各级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管理。人民通过宪法规定：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从此，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成为公有经济体内人民享有、用于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强大经济基础。
总之，公有土地原来是中外剥削阶级从人民那里剥夺霸占去的，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把剥削的土地收归公有。
可见，只有劳动人民才有公有土地的使用权，剥削阶级无权霸占人民的土地、更无权通过霸占土地重新剥削人民。谁胆敢把人民的公有土地交还给剥削阶级永久霸占和使用，我就会参加劳动人民的起义把他们打倒消灭。
吴某人胡说：农民承包公有土地，是党和政府把土地“交还”给农民，这是阴谋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这是恶毒攻击党和政府剥夺过农民的土地！这是为剥削阶级推行土地私有、复辟变天、霸占人民的土地做罪恶的舆论准备）
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讲论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从政治、法律上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江西李建军：是谁屡屡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反公有的窃贼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低价霸占人民的公有土地搞私有剥削性质的房地产开发，是剥削阶级代理人推行公有承包土地的资本化流转和公有土地的私有化、垄断化，企图彻底侵占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走资派确实出台过一系列“好的经济想法”，即符合剥削的“法律、政策”、以慢火煮青蛙似地推进私有剥削化、并保护剥削的利益“不受侵犯”：先强迫农民搞个人单干；再诱导精英立法，确立“谁永久占用谁所有”；然后，鼓吹土地流转资本化和宅基地资本化，如浙江在全省推行土地资本化了；天津在搞宅基地换房了；最后，组织垄断资本和窃贼资本家、贪官污吏下乡，一举收购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廉价土地，就象先把公有企业小股化，再玩庄家操纵股票市场，将散户中的股价变成废纸后，再一举收购和垄断，最终实现中外剥削阶级垄断中国，剥削万众的目标）
其四是现在热烈讨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就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江西李建军：毛泽东时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之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把一穷二白、贫弱无比的旧中国一举建设成世界第三大强国。参见《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三现在世界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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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位吴某人枉顾事实、歪曲真相，以攻击前苏联模式为名，污蔑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颠倒黑白，把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私有化所犯下的所有罪恶全部转嫁到党和政府及公有制的身上）
所以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党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强调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以至于在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将主要依靠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为什么进行得不顺利？这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粗放增长方式源于命令经济体制；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改变这种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过大资源配置权力的体制；而改变这种体制又会损害在这种体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由此可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技术问题，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江西李建军：一、中国和世界经济，一切罪恶的病根是私有剥削占绝对主体。中国的私有剥削经济已经占总量的70%，如果再扩大到80-90-100%，那么，中国就会与剥削帝国一样，彻底丧失对社会疾病和经济危机的免疫力。
按照马克思理论，当生产资料的私有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私有剥削经济生产经营的盲目性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的矛盾积累到一定时期，必然暴发各类经济和社会危机。
不搞公有公正经济为主体，寄希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能解决私有剥削经济为主体条件下的经济社会问题，是自欺欺之谈。
二、剥削阶级及代理人攻击公有、攻击计划引导、推销私有垄断、市场万能；是颠倒黑白、误导人民的罪恶言论。
私有剥削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中，剥削阶级贪婪的本质，促使他们为挣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盲目扩张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另一方面控制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无止境地压低加工国企业的加工利润、国内资本家无止境地压低打工者的工资收入、控制世界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金融大鳄无休止地、欺骗性地向其他国家推销金融衍生性产品。
这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与全球资本高度垄断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都日益激化。当这两种同一性质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的时候，即：1、私有剥削金融类企业，盲目无计划扩张金融产品、超过帝国和穷国广大无产阶级消费能力时，必然造成金融产品经营链条的断裂，金融企业迅速倒闭，并祸及购买了大量垃圾债券的中国等其他国家；2、私有剥削生产经营类企业，盲目无计划地扩张生产经营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依赖帝国主义国家进口消费（本国低工资的穷人消费不起），一旦帝国主义国家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消费锐减和停止，生产加工类产品必然积压。由于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穷人消费能力有限，产品积压必然导致生产性企业倒闭。此时，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全球暴发；大鱼吃小鱼、富国吃穷的罪恶就周而复始、社会经济疾病暴发，这不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得以根治的，唯有创建公经济、加大计划指导、限制私有剥削与垄断才能根治。）
此外在中国提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江西李建军：自己兜售反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还要装腔作势“警惕假马克思主义”，纯属窃喊捉贼）
总之，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江西李建军：批判见文头）
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江西李建军：批判见文头）
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江西李建军：批判见文头）
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江西李建军：批判见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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