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专家崇拜，大多数央行行长都活在“童话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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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下为《清教徒的礼物》）是一本正在被国内的企业家、管理学者、文化学者争相传阅的书。大家读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纷纷发表自己的感叹，都在试图从这本书中找到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良药。关于这本书的更多信息读者可以到互联网上检索相关信息了解。在这本书中，作者霍博兄弟列举了万恶的“专家”崇拜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比如“专家”对战争的破坏影响、“专家”对教育的破坏影响、“专家”对医疗的影响等等。今天我们分享一篇那些所谓的经济领域“专家”对经济政策的破坏性影响，以便让这本书的思想能够引起国内的经济学者、经济政策决策者们的关注。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20年（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会详细讨论这段经济衰退期），货币主义一直主导着国民经济政策。货币主义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发表的文章从未提及新泰勒主义，但是很难不把货币主义看成科学管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凯恩斯假定，思想只往一个方向流动，即从学者流向实践者。第十二章提过他的一句格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其思想不管是对是错，威力都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要大。确实，主导世界的就是他们的思想。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学者影响的实践者，往往就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如果货币主义是科学管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那么我们必须把这句格言中的“实践者”与“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换个位置。泰勒尽管20世纪20年代在哈佛商学院开过课，但无疑是个“实践者”；对比之下，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的弗里德曼无疑是个学者。
　　货币主义登场以前盛行的经济学理论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假定，经济可以而且应该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确实，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的经济管理系统与黄金时代的公司管理系统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都实行直线职能制。“直线管理者”是财政部，它提供资金给行政机构（行政机构的花费占了国民收入的20%以上），通过财政措施塑造着经济。一个“参谋”部门是联邦储备系统，它负责货币（或者利率）政策，（至少非正式地）向财政部汇报——就像公司中“参谋”部门向“直线管理者”汇报一样。众所周知，这个系统的弱点是容易导致“通胀与通缩交替”；政治家为了获得竞选优势过度刺激经济，直到联邦储备系统觉得有必要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美国最伟大的央行行长小威廉?切斯尼马丁（William Chesney Martin, Jr.）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在派对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拿走香槟”。
　　“通胀”和“通缩”都不利于企业和经济。“通胀”导致资本支出过量，（因利息成本提高等因素）对企业造成负担，进而对消费者造成负担；而“通缩”使得轻率或倒霉的企业家纷纷破产。另外，资本的逐利天性导致美元过度升值，进而损害出口。正如罗伯特?乔特（Robert Chote）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中央银行独立性大的国家，经济不衰退则已，一衰退就很严重。中央银行独立性指中央银行在履行自身职责时多大程度上不受政府的干预。
　　货币主义力求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1956年，弗里德曼出版《货币数量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提出了货币理论；后来陆续出版几本书，特别是1963年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写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发展了货币理论。他主张，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联邦储备系统考虑不周的政策造成的。1953到1961年，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没有通货膨胀；因此，在这期间出版的《货币数量理论研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对比之下，《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出版时机正好，因为1963年到1974年约翰逊和尼克松两任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及时也可说是不幸的。就在政府迫切地想要了解通货膨胀的出现原因和抑制方法的时候，弗里德曼手持灵丹妙药出现了。他的灵丹妙药就是所谓的“货币供应”规则：如果联邦储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储备委员会按照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那么通货膨胀就会消失，传统抑胀方法导致的失业也会随之消失。这样，最初作为抑制通货膨胀方式出现的货币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保证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式。
　　在纯粹的货币主义模型里，财政部不承担任何经济调控职责。就像泰勒对古典制造公司指挥线的效力丧失了信心一样，货币主义者对政治家管理经济的能力缺乏信心。凯恩斯主义者要求管理者抛弃“凭经验和感觉做事”的方法、采纳某种据称更严谨更“科学”的取向，货币主义者经常说这只是“修修补补”，不是“大刀阔斧”。与优秀的新泰勒主义者一样（尽管他们不知道），货币主义者认为经济调控职责不该交给不懂专业的政治家而该交给不关心政治的专家。
　　那么这个职责由谁承担？当然是履行上述“参谋”职能的人，即央行行长。他们就像泰勒的八个“职能领班”和很多工场仍然可以见到的身穿白衫手拿秒表的效率专家。货币主义者必然认为，实施调控必须通过定量手段。至于指标，即某种等价于泰勒的工作单位、通用汽车的次品率、麦克纳马拉的尸体数的东西，货币主义者选择了美元本身，即流通货币量。货币主义者以新方式重新应用旧“货币数量”理论。
　　货币主义是经济管理领域的新泰勒主义，具备了新泰勒主义的一切缺点。指标的定义一直都不是非常清晰——是狭义的M0，即仅指流通中的实际货币的总量，还是广义的M1、M2、M3或M4，即除了流通中的实际货币外，还包括银行账户中的结余等其他项目？不足为奇的是，“捏造”同样具有诱惑力；当局学会了“揉捏”数据甚至操纵数据背后的事实来回避他们给自己立的规矩，就像通用汽车的“财务人”和越战中的美军一样。正如经济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告诉我们的一样，“指标一旦变成目标，就不再是个好指标”——当然也意味着不再是个好目标（如果曾经是的话）。还有更具体的古德哈特定律，即“经济指标一旦变成调控目标，用来引导宏观政策制定，就丧失了本来的信息价值”。非常聪明的人（不包括笔者）会告诉你，斯特拉森和古德哈特所说的规律就像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原理，即“测不准原理”——“测量造成干扰”。如果不把“指标”当做“目标”，怎能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呢？答案在于，把它们当做非常重要但并非唯一的信息源，与其他信息源比如常识、逻辑和重要轶事一起使用，互相印证（一般人做决定主要依靠常识、逻辑和重要轶事这些信息源；它们非常重要，不能因为你是专家就不屑于使用它们）。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包含一个宣言，经济记者阿纳托利?卡雷特斯凯（Anatole Kaletsky）把这个宣言称作“公开放弃”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货币主义受过全面考验，暴露出了很多缺点。像其他领域的新泰勒主义一样，货币主义在美国失败了，因为社会行为和作为社会行为一部分的经济行为都非常丰富、十分复杂，一个过分简化、只定量不定性的理论不可能全面地、恰当地把握这些行为。（在卡雷特斯凯看来，货币主义还要为欧洲最近的货币危机和普遍失业负责。）约翰?凯大快人心地讽刺了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既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中的极端分子：如果他们的理论逻辑正确，那么他们“会为了实现家庭生产规模效益而结婚，然后当未来效用的净现值（变成）非正时自杀……”。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从1987年8月到2006年初一直担任着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是个“帝王式”的“首席执行官”，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在开会之前就独自决定了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经济政策领域最受崇拜的主教级“专家”，像“明星”一样走到哪里都会碰到很多粉丝。在任期最后三年（2003—2006），他让“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保持为负，以此鼓励公民、公司和政府机构“花光”积蓄、漫不经心地背上债务，既违反清教传统，又危及社会。作为所处时代美国人公共生活领域中最神秘又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的观念反映出了他也在搞崇拜——崇拜小说家安?兰德，是安?兰德“把他塑造成了自由主义者”。国会图书馆和每月一书俱乐部经过调查制作了一个排行榜“对当代美国人最有影响力的书”，位居第二的就是安?兰德最著名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这本书取代了斯迈尔斯的《自助论》和爱尔杰的《衣衫褴褛的迪克》，成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床头必放书。那么，这本书具有什么性质？兰德的“哲学”叫做客观主义；它不仅反对宗教信仰，而且反对利他主义，它把利他主义定义为“为别人或者社会而活的品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男主角约翰?高尔特，把自己的观念总结如下：“我以生命和所爱起誓，我绝不会为别人而活，也绝不会让别人为我而活。”客观主义者完全反对四个清教特征中的第三个，即先集体后个人的道德观念；他们把人想象成英勇豪迈但生性孤独的经济存在，“把自己的幸福作为人生的道德目的，把成就斐然作为最高尚的活动，把理性作为唯一的绝对原则”。格林斯潘尤其欣赏19世纪中叶即在1863年美元作为国家货币投放之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1890年反托拉斯法的颁布、1913年联邦储蓄系统作为中央银行的成立、1933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33年和1971年金本位制的放弃。
　　格林斯潘打心眼里反对联邦储蓄系统的存在却长期担任着联邦储蓄系统的主席，这怎么解释呢？《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
　　格林斯潘先生有个复杂的方法来协调他的工作与他的经济理论。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实行金本位制、没有中央银行。但是，金本位制的终结和中央银行的成立弱化了市场规律。这就需要政府干预，联邦储蓄系统主席必须尽最大努力履行这个职责。
　　需要用政府干预来抵消政府干预，多么奇怪！格林斯潘如果不是利他主义者，不愿为同胞服务，为什么又接受了那个薪水相对较低的公务员职位？这位前主席的思想理念和实际做法相互矛盾。安?兰德的那一套是对美国清教主义历史的否定。
　　货币烂摊子今天还伴有财政烂摊子：赤字在不断积累。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引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当?波森（Adam Posen）的话说——“美国经济就要经历英国经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的那种漫长衰退”。今天，学者提出的经济理论太过混乱，不能就如何改善经济状况为实践者（也就是说其他每个人）提供任何可靠的指导。正如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L. Heilbroner）及其同事威廉?米尔贝格（William Milberg）曾经告诉我们的那样，经济学家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工作是否具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而只把自己看作久经世故的数学家或统计分析家——连年老的观念有所改良的弗里德曼也持有这个悲观看法，他告诉我们“把货币数量作为调控目标，并不成功”。然而，他从未就自己的愚蠢政策对国家造成的伤害道过歉。根据伦敦大学教授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的说法，企图让经济学有个“科学”基础，意味着很多甚至大多数央行行长活在“童话般的世界”里。
　　本文摘自《清教徒的礼物》（东方出版社）
　　关于《清教徒的礼物》：
　　这本书堪称一部管理文化的经典之作。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对这本书表现出极大兴趣，可惜未等到其出版就去世了。这本书是两位年逾八十的作者一生倾力之作，《金融时报》2007年十佳商业图书之一，2009年再版，获得广泛赞誉。同时，本书也是一部独创之作。本书从宗教精神的角度分析美国管理文化。作者认为，目前商业社会的一切问题，皆源于商业本身背离了清教徒精神。二战之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对后者的社会及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也是作者在本书中最为原创的研究之一。
　　彼得?F?德鲁克：对您的作品，我有极大的兴趣并印象深刻。期待您写更多相关题材的书籍。别忘了让您的出版商寄一张订购单给我。                                 
　　《哈佛商业评论》：这本关于美国管理文化的书籍令人惊叹。
　　著名的英国管理学家、管理哲学之父”查尔斯?汉迪：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无疑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而霍博兄弟的书是帮助人们重新认清商业世界真正方向的最好提醒。
　　曼彻斯特商业学院彼得?卡瓦莱克教授：未来我的学生们都将被要求阅读此书。这是对我们西方管理和技术文化的一部真诚且无所畏惧的评论。
　　书名：《清教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
　　作者：（美）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
　　译者：丁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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